「我想強調的是，葉克膜絕對不是萬靈丹，它還是有限度在。」說這句話的，就是眼前這位媒體形容「和柯文哲聯手、用葉克膜成功救活多條人命」的台大心血管中心主任陳益祥教授。

此時當刻，台灣因新冠肺炎確診案例維持「超低水位」，在全球公衛學界受到高度重視，也讓多數國人引以為傲。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防疫」之外，在「抗疫」中發揮關鍵力量的葉克膜（ECMO）技術，台灣在國際醫界也再次擦亮了招牌，更具備相當重要的話語權。

疫情中與死神抗衡的「戰士」：葉克膜

在台灣被簡稱為「葉克膜」的技術，是體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的簡稱，在香港則稱為「人工心肺」，也被稱為「體外生命支持系統」（縮寫為 ECLS ）。在人體心肺循環無法支撐時，「葉克膜」用人為的方式代替心肺功能、保證其它器官平順運作，以維持生命。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教授勞勃巴列（Robert H.Bartlett），在 1972 年成為全球第一位使用葉克膜的醫師。台灣雖然到 1994 年才跟進這項先進技術，至今為止卻迅速累積了上千名案例，高居全球第二。

這項技術在當初引進台灣時，原僅是以「暫時支持心肺功能」為目的。但後來在時任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的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與時任台大醫院心臟外科主治醫師、現任心血管中心主任陳益祥教授聯手推動下，葉克膜技術開始被廣泛應用。

由兩人所領軍的研究團隊，還發展出以「葉克膜」來協助器官移植進行的技術，成果也發表於諸多國際醫學期刊上，他們的努力甚至改寫了急救醫療的規則，當中包括讓許多瀕死個案多了獲救的可能，也使得很多等候器官捐贈或手術期間的病人，有了更長時間的維生輔助。

從鬼門關成功救回新冠確診患者

而如今，台灣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現：確診個案數「之低」及確診個案存活率「之高」，均傲視全球。前者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的防疫能量；後者則讓國際看到台灣在防疫重症醫療上的發展，當中也包括發展歷史僅 25 年、卻十分傲人的葉克膜照護經驗──

圖／網路共享資源

這一次台灣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中，雖有超過 7 成的患者都是輕症，但也有少數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後來到生死線上的重症案例：其中一位有癌症病史的 50 歲男性確診病患，就經歷了「與死神拔河」的驚險過程。他歷經休克、低血氧、插管 37 天、昏迷超過 30 天，之後在裝置葉克膜 33 天後，經過台大跨科醫療團隊的悉心治療，最終康復出院。

根據媒體報導，這位病患是「全台灣使用葉克膜最久」的患者，一度病情嚴重、死亡機率超過 85%，但在住院 75 天後終於順利三採陰性康復。就連在這次救治任務中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張上淳醫師也坦言：「（病患）幾乎一腳踏入鬼門關，我們跟閻羅王拔河比賽把他拉回來。」

此外，臺北榮總也收治了一位七旬重症患者，因為呼吸衰竭，進行插管後轉到負壓隔離加護病房，接著病患產生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接受葉克膜治療。

同樣在跨科醫療團隊的共同協力之下，這位病患漸漸脫離險境，也獲得了疾管署同意解除隔離，和子女們一起共度母親節。在這整個治療過程中，這位患者一共使用葉克膜 23.5 天，搭配呼吸器 33.5 天。

台灣葉克膜推手陳益祥：葉克膜不是萬靈丹

但是，也正由於像台大、北榮等正面案例，再加上媒體「下標」的推波助瀾，讓葉克膜在某種程度上被「神化」了，甚至被部分民眾誤解為「萬靈丹」、彷彿力量強大到可以改寫生死簿。

「我想強調的是，葉克膜絕對不是萬靈丹，它還是有限度在。」

說這句話的，就是眼前這位媒體形容「和柯文哲聯手、用葉克膜成功救活多條人命」的台大心血管中心主任陳益祥教授。他也是台灣第一位使用葉克膜進行無心跳器捐手術者，而當年台大使用葉克膜保護捐贈者器官，更是全球首例。

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蔓延、全球民眾陷入恐慌時，我特別邀請了陳益祥教授，來到我主持的醫療科普網路節目，拍攝一系列與新冠肺炎和葉克膜相關的主題：https://www.youtube.com/embed/0jYW0ep91Xo?enablejsapi=1&origin=https%3A%2F%2Fcrossing.cw.com.tw

「大家千萬不要有這這個誤解，認為葉克膜是『靈丹妙藥』，實際上的數字是這樣，」陳益祥說：

「裝上葉克膜的存活率，基本上只有 3 成。看起來好像很低，可是數字（存活率）是相對的。要看的是當下如果不裝（葉克膜）的話，死亡率往往是 9 成甚至以上。」

陳益祥強調，葉克膜不是「神」，而是一項不斷在進展中的技術，它從來無法保證必能將病患「從死神手中奪回來」──其真正的功能，是可以延長醫師、病患「與死神交涉」的時間：

「它可以讓我們（醫生）有更多時間去想，問題在哪裡？要怎麼解決？下一步要做什麼？」也因此，這個「找出解答的過程」才是關鍵：葉克膜為病人爭取的，是更長時間的生命延續，而非治療病症的仙丹妙藥。

說到這裡，我們接著要談的是葉克謨的限度──與「腦」有關。

「以現在的醫學發展來講，肝臟衰竭，可以換顆肝臟；腎臟衰竭，可以洗腎；心臟衰竭，換顆心；肺衰竭，換肺；手或腳斷了，我們可以裝義肢⋯⋯然而腦不一樣，還有太多的未知。假設心臟衰竭，大概一、兩週就能判斷恢復的情況；但是如果腦袋損傷了，它恢復，是以『月』、甚至『年』來計算。」

陳益祥並坦言，腦如果受損，救了也不一定有意義，「因為，可能就只是讓家屬帶了一個植物人回家。」但是，腦受損傷有沒有可能變好？也沒辦法蓋棺論定。因此，只能夠從解剖學、電腦斷層等各方面做出判斷，要不要救，以及如何救──

陳益祥說，有的時候醫療只是「選擇」，而這之中也不必然存在所謂的「最佳解」。

「葉克膜」技術仍有很多空間待探索

和陳益祥教授完成一系列節目訪談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說的這一句話：「救不救得回來，病人本身的『意識』是關鍵！」

聽起來是否有點玄？

我想，如果呼應陳益祥教授說的──腦部損傷的恢復，會是更複雜的過程──我們或許就可以這樣理解：葉克膜的限度與腦有關，但「限度」也代表著有更多待探索的可能性。

圖／youtube

因此，在訪問陳益祥教授的同時，我也電話越洋訪談了疫情期間人在美國、擁有哈佛大學研究背景的兩位專家──台灣籍的林恆毅博士，與美國籍的 John Gilbert 博士。

他們當年均曾在台灣，與陳益祥領導的台大團隊一起推動葉克膜技術。其中，John Gilbert 博士更來自「研究世家」：他的父親 Walter Gilbert 曾在 1980 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殊榮──他與其他兩位學者，共同制定了基因定序的研究方法。
 
呼應陳益祥教授所說，「腦部」是關鍵的論點，如今定居波士頓（Boston）的 John Gilbert 博士在接受我的越洋訪談時指出，與葉克膜相關的技術，是當代學者們目前正在研究的學問之一，目前有顯著進展的，就是所謂的「腦部靶向低溫」（Brain Selective Hypothermia）技術：

「這樣的技術，可以將經過特殊處理（例如降溫）的血液，透過體外循環直接輸送到腦部。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腦部局部降溫──簡單來說，在特定需要的情況下，只降低腦部的溫度，而不需像過去那樣全身降溫，就能增加『選項』（即不致要在腦部和其他器官間取捨）。」

兩位美國專家，當時透過仍在台大醫院任職的柯文哲介紹，與陳益祥帶領的葉克膜團隊合作，展開一系列臨床實驗。為了研究葉克膜與相關技術應用，他們甚至住在台大醫院的實驗室裡，24 小時不間斷監控、紀錄與執行實驗──先從豬隻開始研究，最後成功應用到人體案例上。接著他們與醫療團隊配合，將一位因車禍而陷入昏迷、存活率不到 10% 的患者從生死關頭拉了回來。

醫療成本與性命的拔河──認清現實，並寄希望於未來

「但我必須坦白說，」目前人在洛杉磯的林恆毅博士在電話訪談中告訴我：「即便葉克膜技術在這次的 Covid—19 （疫情）當中，在全球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在各方面的成本仍然非常高。當中也包括人力成本、時間成本等等。」

而陳益祥教授則在與我的節目訪談中，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關於「成本」的問題：「腦部遭受重大傷害──比如（腦部）出血、嚴重中風的人，目前並不適合用葉克膜。因為從『醫療經濟學』來講，這樣太不符合經濟效益。這時候從醫師的角度來說，就必須和家屬討論，要面臨『救』或『不救』的抉擇⋯⋯。

面對重症病人如糖尿病或癌症末期等，或是年齡極高的人，要不要『救』？這往往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們通常會以病人的『意識』，來做最後的底線。」陳益祥強調，最後他往往還是回到「意識」的有無這個關鍵要素。

這樣的「抉擇」，是目前重症醫療場景中經常出現的無奈現實；然而另一方面，醫療的進步，也往往比人們的想像都快。

癌症、愛滋病、糖尿病、霍亂，以及像是紅斑性狼瘡、累風濕性關節炎等自體免疫系統疾病等，在醫療史上的不同階段，都曾被認為是「難以解決、甚至無法治癒的絕症」。但如今這些病症，對今日的醫療技術而言，大多已能獲得相當程度的控制，甚至能夠治癒。

而在葉克膜的應用上，也是如此：「舉例來說， 5 年前，敗血症的病患被認為不適合使用葉克膜，可是今天，這樣的論述也漸漸被打破了。」陳益祥說。

因此，深知「葉克膜不是萬靈丹」、更不該被「神化」的他，同時間也寄希望於未來──相信透過不斷精進的醫療技術，與眾志成城的國際研發，人類終能戰勝疾病。

同理，不論當前疫情下的處境多麼艱難，我們至少還有一些希望的光輝，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中，微微閃爍著。